摘要：近年来，农村高额彩礼现象日益凸显，加重了部分家庭负担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婚姻本质，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。本文基于中央持续治理高额彩礼的政策背景，系统剖析其背后文化观念、社会性别与代际关系等多重成因，提出应通过观念革新、制度约束、社会保障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协同发力，构建系统治理新格局，为推进婚俗改革、促进乡村文明与社会和谐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。
2025年2月23日，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提出：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，发挥妇联、共青团等组织作用，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。”自 2019年以来，中央一号文件六次点名“高额彩礼”，向公众传递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治理决心。近年来，部分农村地区彩礼金额逐年攀升，一些地区甚至出现“天价彩礼”现象。这不仅加重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，也对男女婚恋、家庭关系与社会和谐产生了一定不良影响。如何理性看待高额彩礼，系统剖析其生成逻辑，探析有效治理之策，已成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。
一、 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何势在必行
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不仅加重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，更已成为阻碍乡风文明，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。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，是深化农村改革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从现实影响而言，不断攀升的彩礼金额已超出许多农村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。这种趋势不仅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婚姻关系的物质化、交易化倾向，削弱了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本质，也可能在婚后衍生出各种家庭矛盾，影响婚姻稳定与家庭和谐，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难题。就乡村振兴而言，治理高额彩礼是培育文明乡风、推动文化振兴的关键环节之一。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产业兴旺、生活富裕，更需实现乡风文明。高额彩礼不仅背离婚姻本质，也冲击着淳朴的民风，亟须通过系统治理将其纳入乡风文明建设整体部署。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言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相协调，而高额彩礼之风既加重了群众的物质负担，也扭曲了一些青年的价值观念，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因此，治理高额彩礼不仅是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工程，更是关系农村社会治理效能、乡风文明进步，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。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治理共识，正积极推动婚俗回归本真，构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健康婚姻伦理。
二、 高额彩礼现象缘何积重难返
高额彩礼现象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、单一因素所致，而是文化观念、社会性别结构、代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。从文化观念来看，彩礼作为历史悠久的婚嫁习俗，承载着礼仪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功能。在传统父权制结构影响下，彩礼曾长期被视为男方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。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彩礼的归属和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例如，现代彩礼多数已转为由新婚夫妇支配，成为一种代际资助；但在部分农村地区，彩礼仍被一些家庭视为“养女防老”的补偿，或是用于为女方兄弟筹措婚嫁资金的来源。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客体地位，也使彩礼金额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情感表达的意义，为可被定价的“婚姻市场”行为。此外，还存在“面子”“攀比”观念作祟。
从社会性别结构来看，农村性别比例失衡、人口流动加速、婚姻资源重新配置等因素，共同推高了对彩礼的预期。随着大量农村女性通过教育、就业等途径向外流动，部分地区适婚男女比例失衡，形成女方“婚姻要价”的现实基础。适婚年龄女性在部分农村因数量较少而占据了主动地位，具备更高的婚嫁话语权，推动彩礼金额在婚配中不断攀升。此外，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为衡量男方经济实力和诚意的标准，或者将其视为保障女方婚后生活的手段，进一步助长了高额彩礼的心理与现象。
从代际关系来看，彩礼也常常成为两代家庭之间爱意与资源传递的载体。父母对子女的爱意和责任是无私、持续和伟大的，男方父母为促成儿子婚姻，往往愿意承担高额支出，支持新家庭诞生。在代际责任观念影响下，男方父母将完成儿子婚姻视为人生核心任务之一；女方父母有时将彩礼作为儿子成家积累资金，或作为自己养老的保障。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农村将彩礼作为新家庭“启动金”（扶持金），这种看似合理的双方父母扶持新家庭的做法，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代际剥削风险。这种“扶持”实际上可能超出父母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，影响父母晚年生活品质，也可能为新家庭情感矛盾埋下隐患。
由此可见，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，治理高额彩礼不能仅靠“限高”式的行政干预，应立足于婚姻市场化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，从文化引导、经济支持与社会治理等多维度系统施策，逐步破解高额彩礼背后的结构性困境。
三、 多管齐下构建高额彩礼治理新格局
治理高额彩礼问题涉及文化观念、性别结构、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等多重维度，治理不能仅靠行政限价或道德呼吁，应从观念引导、制度约束、经济支撑与公共服务四方面协同发力，多管齐下构建高额彩礼治理新格局。
其一，加强宣传引导，推动观念革新。对于高额彩礼观念和婚姻市场化倾向，必须加强宣传教育，重塑健康理性的婚恋观。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宣传教化功能，依托村镇组织、妇联等组织的作用，广泛宣传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现代婚恋观，倡导简约适度的婚嫁礼仪。在此过程中，要特别注重发挥党员干部、乡贤等关键群体的带头示范作用，鼓励他们以身作则，带头抵制攀比之风，简化婚嫁习俗，通过典型示范、道德评议等方式，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。通过持续的价值引导和典型示范，逐步净化高额彩礼存在的文化土壤，推动“重情轻礼”的文明乡风的形成。
其二，完善村规民约，强化制度约束。为避免村规民约存在“重制定、轻执行”问题，需打造完整的制度闭环。在制定环节，鼓励各村在尊重传统、广泛协商的基础上，将彩礼限额、婚宴标准、随礼范围等具体内容纳入村规民约，确保规定契合本地实际、反映群众共识。在执行环节，依托“村两委”“红白理事会”等群众性组织进行日常监督和劝导，探索建立婚嫁事务事前报备、诚信承诺等制度，对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提出更严格的带头示范要求。在监督与完善环节，建立动态评估和反馈机制，定期对村规民约执行效果进行评议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完善，确保其生命力与约束力。整个过程需注重引导和倡导，避免简化的“一刀切”行政命令。
其三，发展农村经济，完善社会保障。高额彩礼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、人口结构问题。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，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，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因经济焦虑而推高彩礼的动机。要特别关注男女在就业方面的差异，着力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，通过技能培训、政策扶持等措施提升农村女性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空间，改变农村女性在经济上的相对弱势地位，从而弱化将彩礼视为经济补偿或保障的诉求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，减少家庭对“养女防老”和“彩礼补家”的现实依赖。
其四，优化婚恋服务，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。积极发挥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，提供更多公益性、可信度高的婚恋咨询、联谊交友平台，解决农村适婚青年社交圈狭窄、信息资源有限的问题，帮助他们扩展社交范围。要规范民间媒婆、婚介机构的市场行为，加强诚信管理，制止其利用信息不对称哄抬彩礼的行为，使婚恋服务褪去过度的市场逐利性。要关注因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问题，为面临婚恋压力的大龄青年群体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。同时，大力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弘扬和践行相亲相爱、夫妻和睦、代际和谐的优良家风，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姻家庭环境。
结语
农村高额彩礼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深植于社会文化传统、性别结构与代际关系的系统性问题。治理高额彩礼现象，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“风气败坏”，而应理解其背后复杂的生成逻辑；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礼俗，而是引导其回归“礼”和“爱情”本真，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、相亲相爱等理念相契合。这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，通过教育引导、制度规范、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协同发力，逐步推动形成健康文明、简约适度的婚嫁新风。唯其如此，才能有效减轻农村婚嫁负担，促进家庭和谐，为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文明进步注入持续动力。（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礼信 徐锦云）
参考文献：
【1】 许瑶，魏智慧 . 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农村高额彩礼现象探析 [J]. 农村经济与科技，2022，33（21）：224-229.
【2】孙迪亮 . 农村高额彩礼的道德治理：理据与路向 [J]. 兰州学刊，2020（9）：146-158.